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报告了一种以免疫功能缺陷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定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就是AIDS的音译。1983年，巴斯德研究所的Montagnier博士从一名患淋巴结病综合征的男性同性恋者的血清中，分离出一种新的人逆转录病毒，他们将其称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简称LAV）。同年10月，Montagnier又证实LAV就是导致艾滋病的病原体。1986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公报，将艾滋病病毒改称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简称HIV）。目前，艾滋病流行越演越烈，各国在艾滋病预防、控制以及在科学研究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1996年联合国七个有关机构（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国际基金署、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专门成立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UNAIDS），全面协调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工作[3]。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成果。
HIV/AIDS流行规模之大，罹患人数之多，造成人类生命与社会经济损失之大均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传染病。截止2001年12月，全球估计HIV/AIDS人数达6480万，其中还存活的HIV感染者达4000万，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已达2480万，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高。丧母或丧双亲的全球“艾滋病孤儿”已达1320万，全球每日仍以新感染14000例以上的速度上升。HIV感染者的男女性别比例几乎相等，年龄在15～49岁、女性HIV／AIDS感染者估计有1760万。大多数HIV／AIDS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
近年来，由于预防措施的实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HIV感染发病率已经下降，而且平稳地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一些高危人群的感染率也比较低。美国在使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后，艾滋病死亡率开始下降，而且感染者进展到艾滋病的发病率也有所减低。
全球95%以上的感染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艾滋病死亡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心脏病、脑猝死和急性下呼吸道感染的第四个主要死亡原因，是世界上造成死亡最多的传染病，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疾病负担。非洲地区是世界上HIV感染者最多的地区。预计到2010年，其平均期望寿命将因艾滋病减寿30年左右。在这个地区成人中HIV主要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再通过母婴传播蔓延到儿童。1999年全世界90%因母婴传播感染的婴儿在这里出生，全世界95%以上的艾滋病孤儿生活在这里。
对亚洲来说，艾滋病完全是一种传入性疾病，其流行高峰比非洲和北美、欧洲晚了8～10年。印度目前估计是世界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最多的国家，而柬浦寨、泰国和缅甸的成年人感染流行率（约2%~4%），则居亚洲前三位。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所以，亚洲未来有可能取代非洲成为HIV感染者最多的地区。
我国艾滋病流行经历了3个时期: 1985～1988年的散发期、1989～1994年的局部流行期和1995年开始的广泛流行期。经过近10年的辗转传播，已波及大陆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前报告的3万多HIV感染者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全国实际感染HIV人数已达85万[13]，实际艾滋病人约20万，到2006年年底艾滋病人数将超过30万（卫生部疾控司副司长陈贤义在第三次援助国协调会议上的讲话）。然而疫情仍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影响流行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不断加剧，如吸毒、卖淫、嫖娼现象的存在，性观念和性实践的变化，与AIDS流行密切相关的性病人数的激增，流动人口剧增，经血传播因素不可忽视，此外人们对AIDS知识的缺乏，普遍存在无所谓、恐惧、歧视，包括广大医务工作人员在医学道德和专业知识上的贫乏等等，均有利于AIDS在我国的传播。近年来，艾滋病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及社会多方面的重视，所投入的专项经费不断增加，但资金、人力、物力投入还不能满足目前的防治需求，迫切需要各部门更紧密协作，以及与国际社会进一步紧密携手。
HIV为RNA逆转录病毒，有两个血清型—I型和II型，它们的遗传学特征非常相似，有广泛的交叉抗原。I型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II型虽然已经发现十余年，但是直到现在，仍旧主要局限在西非呈地方性流行，没有明显地向其它地方蔓延的趋势。血清学资料提示，在II型病毒的流行地区，其流行率和发病率可能也在下降，而I型感染在这些地区正在增加而且正在取代II型成为HIV的主要流行株。
II型病毒的致病力和传染性都比较低，而且感染者的临床进展也比较缓慢。已有报告发现，一个人体内可同时感染不同亚型HIV，而且，一个人的血液中得到的病毒可以与从精液等生殖道分泌液中得到的病毒有差别。
I型目前至少分离出十一个亚型（A~J和O亚型），而且其亚型呈地区分布特性，如B亚型主要在西欧、美国、加勒比和南美洲流行，在泰国和东南亚流行的主要是E亚型[18]。II型有6个亚型（A~F）。
我国流行的主要是HIV-I型，已经检测到其八种亚型，其中B亚型几乎见于我国各个地区，而C亚型主要见于西南和西北地区，E亚型则多见于东南沿海和西南边境地区。1999年我国15省市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首次从基因型上确认我国存在I型和II型混合感染者。
HIV-I型感染人体，要求两个受体的共同作用：1、病毒选择性地吸附于靶细胞的CD4受体；2、gp120的V3区与靶细胞的辅助受体结合，引起gp41与靶细胞膜融合，使病毒核衣壳进入靶细胞。嗜巨噬细胞毒株的辅助受体是CCR5；嗜T细胞毒株的辅助受体是CXCR4。双嗜性毒株的gp120可取用两种辅助受体。感染早期，病毒主要感染巨噬细胞，表现CCR5亲嗜性；感染一段时间后，出现双嗜性过渡性毒株；到发病期，主要感染T细胞，表现CXCR4亲嗜性。病毒从适应CCR5受体到CXCR4受体的亲嗜性转变可能是HIV引起发病的关键。CCR5/CXCR4基因缺失性变异可降低HIV感染机会，延长潜伏期。CCR5两个拷贝都是突变型者对HIV具有自然抵抗力。抗体依赖性的增强病毒感染可能介导HIV感染，即病毒抗体复合物使巨噬细胞和Ｔ细胞发生感染，并可能由补体或Fc受体介导。无论何种模式的感染，HIV一旦进入靶细胞，病毒就开始了它自己特有的生命周期。病毒密码通过逆转录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蛋白酶 (protease)和整合酶 (integrase)来表达。病毒RNA在逆转录酶作用下逆转录为病毒DNA; 经核酸内切酶和整合酶的作用整合进入宿主细胞染色体DNA中；被整合的病毒DNA转录出病毒基因RNA和信使RNA; 合成的病毒蛋白质在蛋白酶作用下产生成熟的HIV颗粒从细胞表面释放出来; 病毒再重复这些步骤进行繁殖。
HIV最主要的攻击对象是CD4+T淋巴细胞。在急性感染期，病毒快速复制使血液和淋巴器官中出现高浓度的病毒。随着免疫系统形成对HIV特异的细胞毒性淋巴细胞，血液中的病毒水平开始下降，这种免疫反应可以使病毒的复制和清除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表现为血液中的病毒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固定，称为病毒固定点（Viral set- point）。免疫反应的强度和病毒固定点的高低因人而异，固定点水平高的人疾病可能进展较快。在艾滋病晚期，病人血液中病毒量又会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体内病毒95%以上在淋巴组织的细胞中，仅1%为自由病毒，存在于血浆和组织间液中。但血液中的病毒含量和组织中的病毒含量并非直线相关。
体内98%~99%HIV复制发生在记忆CD4+淋巴细胞中，另外1%~2%的病毒复制在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中进行。在感染急性期，感染者体内就会形成一个持续携带病毒但不活跃复制病毒的CD4+淋巴细胞亚群，称为隐伏病毒库（Latent Reservoirs），这些细胞在整个病程中对保持病毒持续存在起到重要作用，目前使用的抗病毒治疗主要抑制病毒复制过程，对这些不活跃复制的隐伏病毒难以凑效。
HIV感染临床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HIV感染和艾滋病。在CD4+细胞没有受到严重破坏时，感染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一旦HIV大量破坏CD4+细胞，导致人体免疫功能的丧失，就可表现出多系统的症状和损害，其中主要包括机会性感染（卡氏肺囊虫肺炎、白色念珠菌病、隐球菌性脑病、弓形体病等）、肿瘤（如Kapposi氏肉瘤等）、神经系统病变（痴呆等）和全身消耗性症状等，这时感染者就进入了艾滋病阶段。从HIV感染发展到艾滋病可能需要数年到10年时间。
1 HIV感染的诊断
目前诊断HIV/AIDS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测。根据机体感染HIV后的病毒学和免疫反应，其特异性诊断包括HIV分离培养、HIV抗原、HIV RNA(病毒载量)、HIV抗体、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反应、细胞因子(CD4、CD8)等项目，但在临床上实际可以应用的是测定特异性HIV抗体，包括初筛和确认两个方面。HIV抗体一般在感染后4周逐渐出现，可延续至终身，是人类重要的感染指标和诊断依据。用高质量试剂按照标准程序检测血液中抗体，其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都非常低[29]。我国卫生部颁布了检测程序和结果报告规定[30]。但是从感染到血清抗体阳转有一段窗口期，平均为1个半月到3个月，还有一小部分HIV感染者出现迟缓反应，自1985年第一个HIV诊断试剂药盒问世后的10余年来，各国在初筛试剂上如何同时提高敏感度和特异性上作了大量改进。
(1)缩短窗口期。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为例，已从第一代全病毒抗原间接法发展到如今第三代以重组和多肽抗原包被双夹心法，其灵敏度接近100%，特异性也在99.5%以上，这样使窗口期缩短了2～3周。最近，又推出了第四代试剂，即同时测出抗原和抗体，对因窗口期而HIV抗体呈假阴性反应者，可尽快查出HIV[31]。从理论上来讲，这种试剂是很完美的，但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尚需通过大量的临床评估加以确认。在初筛诊断试剂上还发展了特异的HIV IgA，用作围生期儿童诊断，敏感度达93.1%，特异性在1月龄以上的婴儿可达100%。
(2)快速诊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具有费时短、不要求特殊设备、适用于应急和基层使用[32]，最大缺点是价格高，敏感度和特异性低于EIA，不适于市内的血液筛查。目前快速诊断试剂主要采用3种原理，即乳胶凝集、免疫斑点和免疫层析。现在我国批准上市的有Abbott生产的Determine试剂，EY生产的金标法，其中Determine有全血和血清法两种，全血法的结果更佳。此外，尚有唾液HIV检测，尿液HIV检测和家庭HIV检测。目前FDA批准的美国Orasure唾液试剂，其敏感度特异性均较高。尿液检测法，敏感度尚可，特异性稍低，且尿液检测阳性者，尚须再做血液检测，在我国目前研制的还只有HIV-1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用于初筛实验的HIV抗体检测试剂必须经卫生部批准或注册，并在有效期内，通过批检检定合格，进口试剂还必须要求提供进口许可证和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检定合格证书。测试单位须获得初筛实验室资格，操作人员均需上岗培训，要熟悉业务、咨询和政策。
2 艾滋病诊断
目前各国艾滋病诊断标准并不完全统一。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在1986年公布了一套诊断标准，1993年又对此标准进行了修订，其主要诊断标准是HIV感染者出现高度怀疑为艾滋病的典型临床表现（如机会性感染、肿瘤、神经系统病变、消耗综合征等）或者其血液CD4淋巴细胞计数小于每立方毫米200。1990年WHO也公布了一套结合临床症状和CD4细胞计数的诊断标准。我国也参照WHO和美国CDC标准，结合我国的一些具体条件起草了诊断标准。
对艾滋病的治疗应包括全身疗法、抗机会性感染和继发性肿瘤治疗与抗病毒疗法的综合性治疗。在艾滋病阶段，HIV在机体内的复制每日平均高达数10亿，有200～300万的机体细胞死亡，因此积极杀死或抑制HIV在体内复制极其重要。1987年发现一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AZT可以减少艾滋病人的发病和病死率。随后又有其它一些NRTI药物相继问世。90年代初，抗病毒治疗主要使用单一NRTI药物，虽然改善了病人的临床症状，但是病毒耐药性等问题也很快困扰了疗效的改进。因此，人们尝试联合使用NRTI类药物，并发现联合用药比单独使用效果更好。到1995年联合用药很快为发达国家临床广泛采用。
1995和1996年数种蛋白酶抑制剂（PI）上市。1996年11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以及以后的一些临床、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纷纷报告，应用二类药物中的三种药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31,33,34]。随后又出现了非核苷类RTI (NNRTI)药物。1998年正式提出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us Therapy，HAART)。这种疗法是指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如:AZT、3TC、DDI、d4T、ABC、ddC; 非核苷类抗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如:Efavirenz、Nevirapine、Delavir-dine;蛋白酶抑制剂(PI)，如:Indinavir、Ritonavir、Saquinavir等3种药物联合应用的用药方案。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结果证明HAART可以在短时间内使感染者血浆中的病毒载量大幅度下降，有些感染者治疗后血浆中的病毒RNA可以降到检测不出的水平（<50RNA拷贝数/毫升），同时CD4细胞数量增加，机会性感染减少，其总效果就是大大减少了艾滋病的临床发病和死亡，提高了病人的生命质量，减少了传播性。
但是HAART也有其局限性。最近研究表明， HAART并没有可能消灭体内的HIV。一些经历了2-3年的HARRT治疗、血液病毒载量持续低于50RNA拷贝数（“检测不出”水平）的病人，仍旧可以用更敏感的方法（检测阈值为5拷贝数/毫升）检测出带传染性的病毒。所以，目前认为，即使现有HAART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病人也需要长期甚至可能是终生服药。另外，药物的毒副作用（如脂肪代谢障碍、糖尿病等）大，病人常常无法坚持治疗[25]。尤其是治疗价格昂贵，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批准上述抗HIV药物上市，但是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在临床对艾滋病人进行小规模试验观察。
因此，近年人们更为关注如何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以实现长期制约HIV。人们开始改变抗病毒治疗策略，把过去长期不间断用药改为计划性的间断用药，如间隙疗法，用药时间和停药时间为2∶1。希望在维持病人低病毒血症的同时，能减少一年中使用抗病毒药物时间[36]，不仅可以减少治疗费用和副作用，而且希望在间断期中病毒水平的反弹能刺激机体特异的免疫反应，逐渐使病人自身的免疫可以长期制约HIV。目前对这种治疗策略还在进行临床试验。
此外，人们近年还不断尝试使用其他一些廉价的或机制不同的抑制病毒的药物，研究比较多的氯喹（chloroquine）和羟基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以及一种抗肿瘤药羟基脲（hydroxyurea），有人把这些药物与已有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结合使用称为“廉价新三联疗法”。
机会性感染是造成艾滋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亚洲国家结核是艾滋病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其次是隐球菌病（Cryptococcosis）和卡氏肺囊虫肺炎[38]。现有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为感染者提供异烟肼预防结核和用复方新诺明预防卡氏肺囊虫肺炎，可以减少这些机会性感染，使感染者不仅延长生命，而且能比较健康、比较长时间地继续工作。所以，联合国艾滋病署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把这两种比较廉价的预防性治疗措施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HIV感染者的最基本医疗内容。
其它治疗还有营养支持疗法；免疫调节治疗（如使用白细胞介素II等）；传统医药治疗等。最近一些研究提示，给感染者提供足量的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A，对延缓疾病进展或者预防母婴传播都有一些作用，这对发展中国家治疗或预防HIV感染无疑是有意义的。
早在1986年，全球已开始研制AIDS疫苗，从相继研制的疫苗性质分析，有灭活全病毒疫苗、gp120与gp160蛋白疫苗、活的重组载体疫苗(即将不同HIV-1结构蛋白片段整合到牛痘病毒、BCG、腺病毒或伤寒杆菌Ty2la等)和DNA疫苗[40]。已有数十种艾滋病疫苗进行了Ⅰ/Ⅱ期临床试验，证明这些疫苗是安全的，而且也有抗体和细胞免疫反应，但未见其能保护免疫者不被HIV感染。从1987年开始临床试用的候选疫苗约有50种，已试用的国家有泰国、美国、法国、巴西、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中国、澳大利亚等。也有人曾经试图用猴艾滋病病毒(SIV)减毒活疫苗来预防人类的AIDS，但是经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大量研究证明这种疫苗在新生猴可引起AIDS，即使在成年猴连续观察几年后也可引起发病，所以减毒SIV疫苗是不安全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自然饲养管理状态下，已证明SIV能从猴传给人。
从目前疫苗研究进展看，大致可分为预防性和治疗性疫苗两大类。HIV变异性、多型性十分突出，不但见于不同HIV感染者之间，不同亚型毒株之间，甚至同一个体的毒株很快产生变异。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证实不同型疫苗保护作用的动物模型已经建立，对病毒结构、致病性和免疫原性更加清楚，已拥有多种研制疫苗技术(载体分配系统)，但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在2000年第1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对疫苗发展的重要性和疫苗研制的策略性取得了共识，即在艾滋病控制上，明确作出以宣教为主的行为干预和以疫苗为主的医学干预并重的策略调整，从而在疫苗研制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已大幅度增加，并从现有疫苗研究资料提高了对人群保护率达到70%～80%或能保护受试者免于发病为疫苗有效标准。同时，提出有效艾滋病疫苗将采取几种不同类型的疫苗合并应用，如DNA疫苗与活载体疫苗，或活载体疫苗与DNA疫苗或蛋白类疫苗的联合应用。
目前对艾滋病尚无有效的治愈手段和预防疫苗，因而唯一的办法只能从社会行为方面去预防HIV传播。全世界近二十年的经验表明，采取多方面多层次综合措施的预防工作对控制HIV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41]，有效的干预都是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密切结合的产物。
1、 预防性途径传播HIV感染
对个人来说，重要的是降低性活动中发生传播的危险。主要的策略包括：促进性活动中的避孕套使用，及时彻底治疗性病，减少性伙伴人数以及禁欲。这些策略常常结合使用，而且针对个人的预防策略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支持。被公认为比较成功的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的实例有：
泰国九十年代初开始的“100%使用避孕套”运动，采用宣传教育、免费为卖淫妇女提供避孕套、用行政干预手段惩罚不使用避孕套的性服务场所，以及改善性病服务等综合措施，不仅使性服务行业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大幅度上升，性病流行率下降，而且其它性活跃人群如泰国入伍新兵中也发现危险行为率下降、避孕套使用率的上升，特别是入伍新兵的HIV感染率从1994年开始呈现降低趋势。
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乌干达，提高性病服务质量、积极治疗性病对减少HIV感染发病率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在坦桑尼亚，改善性病服务的社区HIV感染发生率下降了42%。
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政府在艾滋病感染流行初期迅速做出有效的对策：公开讨论艾滋病的威胁，积极寻求宗教组织和社区组织对艾滋病预防的支持，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置性教育，全面推广和改善性病治疗，积极推动使用避孕套等。结果，虽然西非地区HIV感染率上升很快，但塞内加尔的HIV感染一直保持着低而且稳定的水平。
开展青少年性教育一直是艾滋病预防的重要问题，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欧洲）还是发展中国家，青少年性教育的结果都表明，高质量的、科学的性教育并没有使青少年提早开始性活动，有些项目还显示接受教育的孩子开始性活动的年龄推迟；对那些已经开始性活动的孩子，性教育促进了安全性行为，减少了少女怀孕以及性病的发生。
我国一方面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公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反对性自由倾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另一方面还需开展广泛、深入、持续的全民艾滋病宣传教育，修改“禁娼”和“禁毒”法律中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关条文，在这项工作未完成以前，国务院尽快出台有关政策，保护和支持医务卫生人员、社会工作者、民间团体在高危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包括使用避孕套的性安全教育、使用清洁针具的减少危害教育，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的试点工作等。
2、 血液传播途径的预防
血液传播HIV的主要方式有：输入带病毒的血液或血制品、使用被带病毒的血污染的针头、注射器或其它刺伤皮肤的器具。共用注射针具是造成艾滋病毒在很多国家或地区静脉吸毒者中间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据1997年WHO的数据，在有毒品注射的116国家中，96个国家报告了吸毒者感染HIV。
在我国HIV感染者中，静脉毒瘾为主要传播途径，主要原因为共用不经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传染的危险性与注射器使用的次数和时间长短有关。此外，我国发现有HIV阳性供血者 (某县献血员中HIV感染率为 9.1 % )。在某些地区不规范的单采血浆也成为HIV传播的主要途径。
“减低毒品危害”是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预防吸毒人群感染的策略。这个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对吸毒者进行教育（如同伴教育）；教会吸毒者必需的预防技能；让吸毒者能方便地获得清洁注射工具（如针具交换项目）或者针具消毒用品；让吸毒者能得到避孕套；通过治疗帮助吸毒进戒毒或者停止毒品注射（如美撒酮替代疗法）。要使“减低毒品危害”策略成功，必须做到三点：深入吸毒人群中开展同伴教育；保证吸毒者能方便地得到清洁的注射工具；以及在HIV还没有蔓延时及时开展预防工作。
十余年来，以“减低毒品危害”为宗旨的综合预防策略不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英国的Glasgow、加拿大的Toronto）有效地遏制了HIV感染在吸毒人群中的蔓延，在发展中国家也发挥了积极的预防效果。我们既要严厉打击各种贩毒、吸毒行为，也应借鉴这方面的经验。此外还应强化安全血液供应的法制管理, 明确职责, 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 严惩非法采血和采浆的“血头”以及与“血头”勾结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 保护群众和病人的合法权利。
3、通过医疗卫生服务预防HIV感染
人们在艾滋病防治观念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治疗也是预防手段之一，治疗不仅是对正在感染者的救助，也是防止病毒传播的预防措施。
（1） 自愿检测和咨询（Voluntary testing and counselling，VCT）
导致HIV传播的行为常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同时由于人们对艾滋病缺乏认识，因此，HIV感染常常以极其隐蔽的形式悄悄蔓延的，很多人都是在成为艾滋病人以后才被发现的，有些人甚至至死都没有被诊断，这种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更促进了艾滋病感染的传播，特别是现在对HIV感染有了一定的预防、治疗措施的情况下，通过检测明确是否感染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意义。但是，UNAIDS一直反对强制检测，因为这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如感染者及其家庭受到歧视等[18]，然而，很多研究表明，鼓励有危险行为的人进行自愿（而不是强制的）检测，并在检测前后为受检者提供咨询和教育，不仅为受检查（特别是感染者）提供了心理支持，帮助他们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能帮助受检者减少危险性行为，使没有感染的人预防感染，减少感染者把病毒传给他人。有研究表明，在感染已达一定水平的地区，自愿的咨询检测减少了新感染发生，其费用——效果与其它预防工作相当。
我国对艾滋病人采取保留在一定理论层面上的宽容策略, 尊重艾滋病相关人群的基本权利、宽恕并谅解他们的行为和过错。这种层次的宽容是理论和现实的要求，既不是完全彻底的宽容，又有利于消除歧视，建立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环境，及时控制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
（2） 母婴传播的预防
1994年美国的一项临床试验发现，抗病毒药AZT使母婴传播的发生率从25%降低到8%，这是预防母婴传播方面的重要突破。以后，在泰国和非洲进行了AZT短疗程临床试验，仍旧显示了很好的效果。1999年又有研究发现，仅让母亲和婴儿各服一次Nevirapine（NVP），婴儿感染率从25%降到13%，而且严重副反应的发生率与使用AZT组没有差别。这是目前疗程最短的、最廉价（费用4美元）的母婴传播的抗病毒预防治疗。但是，NVP预防还处在临床试验中，还不能扩大推广。
虽然用抗病毒药物预防母婴传播很快就被发达国家临床采用，但是，对那些甚至连产前检查都没有、很难得到HIV感染检测和咨询服务、也无法保证药物供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科学上的突破是否真能成为的人群预防手段还是问题。而且，对药物的致畸、致癌效应和严重毒副作用的研究结果还不肯定。
要最大限度减低母婴传播的风险，一般认为应该避免母乳喂养。但人工喂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实施，因为，如果没有卫生营养的母乳替代喂养，其它感染对婴儿造成死亡威胁也许更大，而且一些社会文化经济因素也影响感染的母亲选择替代喂养。
除了抗病毒药物以及人工喂养以外，人们还在研究其它一些相对廉价的、因而更容易推行的母婴传播预防办法的效果，如积极治疗母亲的性病、选择性剖腹产、用洗必泰清洁产妇的阴道、孕妇补充维生素A等，但对这些措施的效果评价有些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虽然艾滋病预防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大量数据表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HIV感染仍呈蔓延趋势，艾滋病预防仍面临许多挑战。
